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加強黨和國家的治理能力建設。為此，有必要系統回顧和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加強能力建設的歷史，以史為鑒、開創未來，進一步從新時代的實際出發全面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能力
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加強能力建設的歷史有一個前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有沒有能力？我們的回答是：中國共產黨不僅有能力，而且有強大的能力。
理由是什么？是實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一個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民族落后挨打，一步一步成為任人宰割和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于是，民族復興就成為所有愛國志士的奮斗目標?？墒?，不論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革新派，還是農民領袖；不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誰都沒有能力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誰都沒有能力把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一直到抱有滿腔救國救民熱忱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面貌從此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為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并進一步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繼、艱苦奮斗，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上唯一能夠領導這個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并進一步邁向強起來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能力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包括科學決策力、社會動員力、資源配置力、統籌協調力、組織保障力、自我糾錯力等各個方面在內的領導能力；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并運用政權力量駕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執政能力；運用國家法律和制度，依靠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各方面事務，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事務的國家治理能力。黨的領導能力、執政能力、國家治理能力三者之間的關系，大體上是：黨的領導能力是黨領導國家和社會的總體能力；黨的執政能力是黨的領導能力在黨領導政權方面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能力是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在黨依照憲法和法律及其形成的國家制度、依靠人民治理國家和社會能力的集中體現。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執政能力、國家治理能力經受了一場又一場嚴峻的考驗。比如這次全球疫情防控的斗爭，對世界各個國家及其執政黨都是嚴峻的挑戰和考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執政能力、國家治理能力在這次全球疫情防控的斗爭中充分顯示出來，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和點贊。
二、中國共產黨能力建設包括整體能力和單體能力建設
研究中國共產黨能力建設的歷史還有一個前提，必須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能力，既是黨的整體的能力，也是黨的單體包括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的能力。
?。ㄒ唬h的能力建設是整體能力的建設，是整個黨的能力建設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講黨的執政能力，指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的黨的執政能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任務中，講的國家治理能力指的主要也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治理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說：“實踐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這里講的領導力，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的領導能力。它是由黨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決定的，集中體現在黨的中央領導層的決策和全黨對中央決策的貫徹執行上。也就是說，黨的能力的大小，就看黨的中央領導層制定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及其針對面臨的問題作出的決策是否正確，以及作出的決策是否能夠有力地得到貫徹執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作為整體的能力建設格外重要，關系到黨和國家發展的全局。因此，加強黨的能力建設，首先指的就是要加強黨作為一個整體的能力建設，主要是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力、社會動員力、資源配置力、統籌協調力、組織保障力、制度運行力，此外還包括全黨執行力、自我糾錯能力的建設。
一是戰略決策力。擅長戰略思考、戰略決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特點和優點。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首先體現在對黨和國家的發展進行戰略決策，包括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干部等。因此，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能力，從根本上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決策力。
二是社會動員力。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一個執政黨，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不僅要派出一批批干部去執政，還要通過黨自己的組織系統和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統，動員全黨全社會的力量，齊心協力來實現黨提出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這種社會動員力是中國共產黨能力的重要特點。
三是資源配置力。中國共產黨不僅擅長社會動員，而且擅長資源配置。中國共產黨在人才資源問題上，堅持廣攬英才、凝聚人才，重視發揮人才的長處，使之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中探索出了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實踐中學會了這種全新的資源配置方式，形成了新的資源配置力。
四是統籌協調力。中國共產黨通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這種新的領導方式，協調同級各級組織，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一國家治理體系，既不同于原來的全能型國家治理體系，又不同于自由放任型或現代威權型國家治理體系，而是一個民主集中型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由此也決定了統籌協調力是中國共產黨整體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
五是組織保障力?！吨袊伯a黨章程》強調：每一個黨員都要編入一個黨支部，既接受組織教育，又接受組織監督。健全的組織力從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優勢。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凈化政治生態，以政治建設統領組織建設，增強了黨的組織性和組織力。這種組織力，既是實現黨領導一切的基本保證，更是黨的領導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國共產黨能力建設，不能離開對組織保障力的研究。
六是制度運行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本質特征、最大優勢。因此，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能力，歸根到底講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運行力。堅持這個制度、運行好這個制度和提升中國共產黨的能力是一個問題的兩面?；蛘哒f，中國共產黨的能力集中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運行力。制度運行得好，能力就強；反之，能力就弱。
需要指出的是，要形成黨的整體能力，中國共產黨在加強這些能力建設的同時，還要加強“執行力”建設。之所以在加強戰略決策力建設的同時，還要加強社會動員力、資源配置力、統籌協調力、組織保障力、制度運行力等各個方面的能力建設，就是為了執行好黨的戰略決策，以保證我們各個方面的每一項工作都能夠落實，都能夠做好。
除了以上這幾個方面的能力外，根據黨的建設經驗，要形成黨的整體能力建設，還要加強黨的自我糾錯能力建設。我們強調黨內政治生活正?；?、制度化，批評與自我批評正?；?、制度化，黨要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所有這些都是自我糾錯的重要制度安排。這種自我糾錯能力的建設無疑是黨的整體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
?。ǘh的能力建設，同時是黨的單體包括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的能力建設
黨是由全體黨員、黨的干部、黨的各級組織構成的。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最高領導機關所作出的決策既要反映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又要由全體黨員、黨的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來貫徹執行，如果黨的單體能力不強，黨的整體能力就發揮不出來。由此決定了，黨的能力建設還要加強黨的單體能力包括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的能力建設。
黨的單體能力建設，最重要的就是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圍繞堅持“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鍛造和提升這“八大本領”，是我們今天加強黨的能力建設的主攻方向。
一是增強學習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堅持學習、善于學習，不斷提高自身思想政治和業務素養的學習能力。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和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形勢下，我們面臨的問題極其復雜，瞬息萬變。加上信息化、網絡化、數據化飛速發展，知識、信息不斷更新，我們的學習任務越來越繁重。黨中央提出要建設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社會，就是為了全面提高我們的學習能力。
二是增強政治領導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始終在思想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復雜的形勢和輿情下把握正確方向的政治判斷力，以及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處理問題的決斷力。黨中央提出，我們要堅持戰略思維、歷史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科學制定和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落到實處，就是要在復雜情況下提高我們的政治判斷力和決斷力。
三是增強改革創新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保持銳意進取的精神風貌，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解決實際問題的創新能力。歷史證明，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同時也告訴我們，由于改革在破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環節時，不可避免地要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推進改革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領導藝術，要善于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這就需要加強改革創新的能力建設，以求得改革的最大效益并保持社會的穩定。
四是增強科學發展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從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實際出發，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斷開創發展新局面的能力。由于我們的發展和現代化，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發展和現代化，加上我們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變到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怎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提升我們科學發展的能力，已經成為一門大學問。特別是今天我們面臨全球疫情復雜局面，黨中央提出要形成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對我們更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更需要加強科學發展能力建設。
五是增強依法執政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處理和解決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并自覺接受法律監督的法治能力。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具有長期人治歷史、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來說，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一黨長期執政、亟須加強法治意識的國家來說，黨中央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特別重要。這就更需要廣大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在處理各種社會矛盾時，學會依法治國，增強依法執政的能力。
六是增強群眾工作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密切聯系群眾，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疾苦，并帶領群眾創造美好生活的社會動員組織能力。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長期以來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觀點，并在實踐中形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這一根本工作路線，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群眾工作經驗。但從我們黨成為執政黨以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已經成為我們長期執政的重大障礙。與此同時，社會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新時代的群眾在思想認識、利益需求、情感傾向等方面和過去的群眾大不相同。新時代怎么增強群眾工作的能力成為一門新的學問，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七是增強狠抓落實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在工作中堅持說實話、謀實事、出實招、求實效，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的科學執行能力。特別是廣大基層黨員干部和黨組織承擔著既要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又要貫徹落實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布置的任務，這就需要對上對下都堅持實事求是，善于把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布置的任務和本地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相結合，使之成為廣大人民群眾自覺的行動。廣大基層黨員干部和黨組織要努力增強狠抓落實的能力，使自己成為上下溝通的渠道和橋梁。
八是增強駕馭風險本領。就是要鍛造和提升廣大黨員、黨的各級干部、黨的地方和基層各級組織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臨危不懼、沉著應對、化危為機、化被動為主動的危機處置能力。在今天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我們要時刻準備應對可以預料的和難以預料的經濟政治等各種挑戰風險。在中國復雜的地形地貌和全球氣候變化的情況下，我們也要時刻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廣大黨員、黨的干部和黨組織既要有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又要有應對突發事件的思想準備和憂患意識。在平時工作中就要制定各種應對危機的預案，一旦發生危機就能臨危不亂，采取措施沉著應對。提高駕馭風險的能力，也是加強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
總之，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每一個黨員、黨的干部和地方基層黨組織都要增強這“八大本領”，都要有提升黨的領導能力、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鍛造黨的國家治理能力的緊迫感和使命感，完成自己肩負的歷史重任而不辜負黨的重托、不辜負人民的期望。
?。ㄈh的能力建設，是在整體能力建設和單體能力建設對立統一中推進的
深入研究黨的能力建設歷史，我們注意到黨的整體能力建設和單體能力建設之間在理論上、邏輯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往往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二者在對立統一中相互聯系、相互促進?；蛘哒f，黨的能力建設是在整體能力和單體能力對立統一中健全和提升的。
在黨的歷史上，尤其在早期，黨的整體能力和單體能力常常會發生突出矛盾。比如毛澤東歷來十分重視調查研究，他在加強黨的能力建設包括加強紅軍指戰員的能力建設時，每到一地，總要進行調查研究。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他的做法并沒有為黨的領導層所重視，有人還譏笑他的做法是“狹隘經驗論”。又如他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獨特的革命道路，并最終使全黨依靠這條正確的革命道路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但在他探索這條道路的時候，同樣也遭到黨內領導層的反對。在黨的六大，就有人指責這一政策“帶有農民意識”。特別是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用中央決議的形式批判了“鄉村包圍城市”，指出“爭取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無產階級的偉大斗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但實踐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黨逐步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和思想，整體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和加強。
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注意到加強黨的能力建設的實質，是要懂得并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黨內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問題，存在著兩條相互聯系的歷史線索。一條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提出者毛澤東的思想萌芽和形成發展的歷史線索，另一條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在實踐中形成并接受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歷史線索。毛澤東的思想認識過程，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認識過程的一個亮點。但是，如果只有毛澤東而沒有黨的思想認識轉變過程，也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這兩個過程聯系起來，考察毛澤東的主張和思想被全黨接受的過程，有四個歷史關節點。
一是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經過中共紅四軍七大、八大的爭論，到紅四軍九大即“古田會議”，毛澤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以及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思想，包括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已經為紅四軍廣大黨員和指戰員所接受。
二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黨在實踐中，特別是在經歷了北伐戰爭勝利和大革命失敗、土地革命戰爭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即“兩次勝利、兩次失敗”，黨中央領導層的多數同志和中央紅軍廣大黨員和指戰員越來越認識到：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實際相結合。
三是1938年10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經歷了1937年“十二月會議”和1938年“三月會議”的“波折”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光輝思想及其范疇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脫穎而出，中國共產黨從黨中央到全黨的絕大多數同志認識到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正確的。
四是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以及會前進行的延安整風，全黨經過歷史經驗的系統總結，認識到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決定把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黨的能力建設歷史還告訴我們，在黨從幼年時期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整體能力大大得到加強；與此同時，隨著黨的隊伍迅速擴大，新同志越來越多，加強黨的能力建設任務越來越聚焦到黨的單體能力建設上來。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地方和基層組織的能力建設，直接關系到黨的整體能力建設能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變化和新任務的要求，能不能把黨建設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成為一個團結的黨、勝利的黨，最終贏得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為此，黨提出了加強黨的建設這一“偉大的工程”。在這個歷史大轉折過程中，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同志先后發表了《反對自由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文章，黨中央通過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了黨內要形成“看齊”原則。他說：“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特別是他還指出：“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強調要建立報告制度、健全黨委制、完善黨委會工作方法。這一切舉措，就是要通過加強黨的單體能力建設來推進黨的整體能力建設。
三、中國共產黨各個歷史時期的能力建設
回顧和總結黨的能力建設歷史，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堅持以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根本來展開；二是圍繞黨的中心任務來推進，特別是針對黨完成中心任務時存在的不足不斷加強能力建設。黨的能力就其實質而言，是黨完成歷史任務的能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是一場矢志不渝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持續奮斗的歷史進程。因此，能力建設不是在書齋里謀劃出來的，而是在持續奮斗的歷史實踐中錘煉出來的，是在完成各個歷史時期中心任務的歷史實踐中培育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馬克思主義學習和研究方面存在明顯的能力不足。盡管在黨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傳播，盡管黨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發起創立的，但這并不等于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能夠熟練地用好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武器，更不等于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就能夠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有一個完整的統一的認識。因此，黨始終抓住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根本來推進黨的能力建設。
比如，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努力培育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能力。黨在上海創辦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一批馬克思主義著作，還通過辦學辦刊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各地開設工人夜校以及平民女校等，圍繞社會改造的需要，進一步培育黨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領導革命的能力。
土地革命時期，黨在艱苦的農村環境中領導革命，同樣在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我們望得書報如饑似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他寫信給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的李立三，說：“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漳州，得到一批軍事、政治、科學的書，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對這些著作，毛澤東不僅自己讀，還推薦給彭德懷等同志讀。紅軍長征途中，毛澤東躺在擔架上還堅持讀書。到達陜北后讀了一些蘇聯的哲學著作，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寫下了包括《實踐論》《矛盾論》在內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學習”的任務，指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他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在1939年5月21日舉行的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我們干部的‘進貨’，就是學習本領，這是我們許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他說“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學校是“無期大學”，“學校的領導者，就是中央。各地方黨部，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都是這個大學的分校”。因此，延安和各個根據地很快興起學習高潮。特別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聯系黨的歷史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大大提高了各級領導干部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領導能力。
解放戰爭開始后，各解放區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依然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學習，尤其重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1948年4月，為了克服革命隊伍中存在的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毛澤東重讀了《“左派”幼稚病》。中宣部在1948年6月1日發出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全黨學習《“左派”幼稚病》第二章。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創辦的高級黨校——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在河北省建屏縣（現平山縣）李家溝口村開學。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規定干部必讀的十二本馬列主義著作，即《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思想方法論》。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告誡全黨：“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
從黨成立以來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們黨總是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習，從根本上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同時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展開黨的能力建設，不是空對空地喊口號，也不是做論文寫報告，根本目的是為了完成各個時期的革命任務。正因此，這個百年大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堅持以學習為基礎，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堅持不懈加強黨的能力建設，帶領人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ㄒ唬┙h初期和北伐戰爭時期圍繞推進民眾運動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領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民眾運動。黨的能力建設主要圍繞民眾運動來推進和展開，重點學習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本領。黨的二大指出：“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因此，黨在1922年和1923年深入工人、農民，用馬克思主義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先后發動了香港海員罷工、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開灤煤礦工人罷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以及海豐農民減租斗爭等。黨的三大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后，黨在廣東革命政府統轄的地區內大力開展工農運動，在上海發動工人開展反英反日大罷工和席卷全國的五卅運動。在北伐戰爭時期，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領導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與此同時，黨努力提升研究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能力。黨在領導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實踐中，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復雜性，認識到革命實踐中遇到的新問題需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和回答，因此，決定創辦《向導》雜志，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加強自身的能力建設。黨的三大前后，陳獨秀、蔡和森、鄧中夏等領導人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致力于研究中國各個階級的狀況，研究共產黨對各個階級應該采取的政策，研究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這個時期發表的文章和黨成立前后發表的文章有很大的不同。那時主要是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現在主要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解釋黨的政治主張，分析和研究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這個時候毛澤東脫穎而出。黨的三大時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委員長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不久，按照國共合作的精神回到湖南去組建國民黨，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925年9月中旬，他到廣州參與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后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這時他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等研究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文章。他還以《中國各地農民運動狀況》為題，給出席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召開的農民問題討論會作報告。特別是他1927年1月4日從湖南長沙啟程到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歷時三十五天，寫出考察報告給中共中央。這篇受到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熱烈歡迎的報告，卻遭到陳獨秀等人的反對。但當時兼管中央宣傳部的中共中央局委員瞿秋白決定，把這篇報告以《湖南農民革命》為書名在漢口長江書店出版，并親自作序號召“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讓人們意想不到的是，1927年5月27日和1927年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農民運動（報告）》為題，轉載了《向導》周報刊載的這篇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議上說，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曾經講過這次考察是如何改變自己思想的。他說：“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無法答復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在延安時期，他在《關于農村調查》中，也說到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可以“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墒沁@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毛澤東在這里概括的“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可以說是這一時期黨加強能力建設的集中概括。
?。ǘ┩恋馗锩鼤r期圍繞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大革命由于蔣介石的背叛遭到了失敗，中國共產黨被迫拿起槍桿子，開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歷史。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說：“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樣，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從民眾運動轉向武裝斗爭。黨的能力建設，也就轉向學習和領導武裝斗爭這一新任務上來。
這個時期，黨不僅實現了從民眾運動到武裝斗爭的戰略轉變，還經歷了從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斗爭到以農村為中心的武裝斗爭的戰略轉變。黨在領導武裝斗爭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一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在研究黨的能力建設歷史時，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是怎么找到這條革命道路的，或者說找到這條道路靠的是什么？與此相聯系的第二個問題是，在探索這條革命道路過程中貢獻最大的是毛澤東，那么，毛澤東是怎么找到這條中國革命道路的？
其一，“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來自廣泛的農村調查。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講到農民做了十四件大事，第五件就是“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中國鄉村的地主有武裝，這一點決定了黨在領導人民革命的時候，不能赤手空拳，必須建立人民武裝。他在主持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根據調查獲得的認識，提出要“切實研究農民土地問題，農民政權問題，農民武裝問題”，而這三個問題正是后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三個基本條件。他在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規約中明確寫道：“為將來發展農民武裝起見，所以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不接受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便是對革命沒有誠意”。后來，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等許多場合都強調黨要“保存武力”。正是有這樣的思想認識，所以他在八七會議上能夠尖銳地指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其二，“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自對多方群眾的調查。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命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在投入實際工作前，趁送家屬回板倉村老家的機會，他在楊開慧家里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了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亻L沙城后，他又征詢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的意見。經過多方會商，擬出數條土地綱領，包括“沒收一切土地”等。調查的另一個結果，是了解到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群眾，群眾對他們的看法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這些新認識都是毛澤東從實地調查中獲得的。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按計劃實施了。起義前已經把來自原國民革命軍、工農義勇隊、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礦警隊等武裝力量統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旗子，即工農革命軍的旗子。
其三，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來自調查收集各方面信息。秋收起義部隊以攻打長沙為目標，但在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反攻下遭受嚴重損失。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退至湖南瀏陽文家市集中。1927年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湖南省文家市一所學校主持召開有師、團負責人參加的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到哪里落腳等今后行動的方向問題。在部隊向江西省萍鄉市蓮花縣行進的路上，秋收起義前第三團派去同江西省委聯系的文書宋任窮，給毛澤東送來了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的信件，說在羅霄山脈中段的寧岡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支槍。1927年9月26日打下蓮花縣城后，毛澤東立即召開當地黨組織負責人會議，了解當地和永新、寧岡等地的情況。1927年9月29日，工農革命軍抵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在這里休整了五天，同時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毛澤東在這里接待了前來接頭的中共寧岡縣委負責人龍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陳慕平。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帶領工農革命軍離開三灣到達寧岡縣古城。在這里，毛澤東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著重研究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落腳點和開展游擊戰爭問題，認為井岡山是工農革命軍理想的落腳點。1927年10月27日，工農革命軍抵達江西茨坪，創建了中國革命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毛澤東之所以帶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顯然得益于他重視調查研究，多方收集有價值的信息。
其四，搞清楚農村階級狀況并制定正確的土地改革路線，來自深入的農村調查。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不久，毛澤東就對江西寧岡、永新兩縣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深入調查，寫成《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兩個報告?？上У氖?，這兩個報告都在戰爭中丟失了。毛澤東說過：“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正是這些調查報告，為毛澤東制定正確的土地改革政策進而鞏固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注意到土地革命時期，黨在加強能力建設的過程中，既要在戰爭中學會戰爭，又要在農村這一全新的環境中學會調查研究，開辟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ㄈ┛谷諔馉帟r期圍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敵后游擊戰爭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下，國共兩黨第二次“握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由局部抗戰進入全民族抗戰。為贏得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兩個重大決策：一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保持獨立自主，避免重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錯誤；二是在敵強我弱的戰略態勢下，要把在一般戰爭中處于輔助地位的游擊戰爭上升到戰略地位上來。
然而，在貫徹這一方針和戰略的時候發生了波折。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從莫斯科到達延安。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在黨史上被稱為“十二月會議”。1938年2月27日到3月1日又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被稱為“三月會議”。在這兩次會議上，王明批評毛澤東提出的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保持獨立自主的觀點和游擊戰思想。由于王明頭上有一頂“共產國際”的桂冠，許多人認為前一段執行中央的方針犯了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幾次發言努力闡明自己的觀點，回答王明的指責。后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談到“十二月會議”，指出：“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箲鸪跗?，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在延安整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還講過：“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三月會議”結束后，黨中央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以來的國內形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狀況、黨的狀況以及八路軍的作戰情況，包括國共合作以來的特點、困難和阻礙。季米特洛夫從任弼時詳盡、生動和具體的報告中，對中國抗戰的形勢和中共中央的實際情況有了比較真切的了解。他指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然后，他決定讓任弼時留下來，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1938年七八月間，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1938年9月29日，具有重大意義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開幕。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長篇政治報告。在報告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毛澤東以我們黨長期以來反對教條主義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六屆六中全會前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錯誤為鑒戒，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極其重要的思想。六屆六中全會在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歷史地位，意味著毛澤東的思想以這次會議為標志已經完全為黨中央所接受，成為在黨內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這以后，中共中央圍繞統一戰線和游擊戰爭加強了黨的能力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
?。ㄋ模┙夥艖馉帟r期圍繞“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從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革命經歷了重慶談判、自衛戰爭到解放戰爭等一系列曲折的發展歷程。以1947年10月10日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為標志，中國革命轉入奪取全國政權的新階段。中國共產黨的能力建設，也提升到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加強了從全局高度研判形勢的能力，并且從提出“兩個覺悟”開始，不斷提升全黨對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的認識，提升堅持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工作的能力，譜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篇章。
“兩個覺悟”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閉幕會上所作的《愚公移山》講話中提出的。他說：“大會閉幕以后，很多同志將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將要分赴各個戰場。同志們到各地去，要宣傳大會的路線，并經過全黨同志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為此，他提出“兩個覺悟”，“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為了說明為什么要有這“兩個覺悟”，講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說：愚公下決心移山這件事感動了上帝，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接著說“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在黨代會講故事，這是毛澤東的首創。他講故事是要告訴大家，要贏得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不僅要有共產黨人的“覺悟”，還要有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他倡導的“愚公移山”精神，就是共產黨人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去感動“上帝”即廣大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奪取中國革命最后勝利的精神。
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再次提出“除了我們的覺悟，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問題以外，還有一個人民群眾的覺悟問題”。他說，當著人民還不覺悟的時候，“就是說明我們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還做得很不夠。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我們要在人民群眾中間，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使人民認識到中國的真實情況和動向，對于自己的力量具備信心”。中國共產黨以“兩個覺悟”為“行動向導”，為把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作出了一系列歷史性的決策，采取了一系列大得人心的措施。
與此同時，毛澤東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指出“黨和群眾的關系的問題，應當是：凡屬人民群眾的正確的意見，黨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群眾，加以實現；而對于人民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群眾，加以改正。”他說，堅持群眾路線并不是“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要“既反對命令主義、又反對尾巴主義”，而不能“遷就群眾中的錯誤意見”，甚至“否定了黨的領導作用，助長了尾巴主義”。他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
毛澤東強調的群眾路線是和統一戰線工作緊密聯系的。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戰場取得優勢的背景下，黨中央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意味著奪取全國政權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為了奪取全國政權，《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明確提出我們要通過統一戰線來建立新政權。毛澤東對于當年在晉綏土地改革中出現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這個“左”傾口號明確表示反對。他指出：“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統一戰線和黨的政策。他甚至說，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為此，他提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一重要論斷。
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發表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集中體現毛澤東關于通過統一戰線建國的大思路。“五一口號”比《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更進一步提出了奪取全國政權的三大步驟：一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二是“召集人民代表大會”；三是“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民主力量的代表，作為一個長期為民主而奮斗的黨，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時候并沒有憑借槍桿子的力量獨霸政權，而是完全順應民心，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來建立新中國。因此，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就從香港發出電報，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張，“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在解放戰爭和建立新中國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以提高“兩個覺悟”為抓手，堅持和完善黨的群眾路線，加強能力建設。一方面，把群眾路線貫穿武裝斗爭實踐，提升了領導人民戰爭的能力；另一方面，把群眾路線貫穿統一戰線實踐，創造了協商民主這種新型的民主形式。要問新中國是怎么建立的，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在人民群眾的武裝斗爭中推翻舊政權，在各個階級各個階層人民的協商民主中建立了新政權。
?。ㄎ澹男旅裰髦髁x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圍繞社會主義改造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進入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短短七年時間就完成了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了社會主義在世界東方的大突破。這一時期，黨著重加強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統籌兼顧的能力、分階段多形式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的能力、建立和鞏固人民當家作主政權的能力。
一是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讓國內外一切敵對勢力和許多人感到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不僅會打仗，而且會搞建設。短短三年時間就完成土地改革等任務，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黨還制定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1951年春，中央財經委員會著手制定國民經濟建設的計劃。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原則通過五年計劃草案。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以“一五”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為標志，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統籌兼顧的能力。要處理好新中國成立后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問題，毛澤東強調學會“統籌兼顧”的方法。在經濟政策上，要貫徹好“四面八方”政策。毛澤東說：“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系，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1950年6月6日，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中指出，要“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他還作了《不要四面出擊》的重要講話，鮮明地指出“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可以說，學會統籌兼顧的本領，是新中國能夠一步一步克服困難并領導人民群眾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本領。
三是分階段多形式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的能力。比如，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到1952年土地改革期間，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則，主要發展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第二階段是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在發展互助組基礎上大力發展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階段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號召農民進一步聯合起來，組織合作社特別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其間也有不足，就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則下，走合作化的道路。但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相比有自己的特點，初級形式是“手工業生產小組”，即從供銷方面把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中級形式是“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即不僅在供銷方面把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而且統一承攬加工訂貨、部分生產集中進行，還在業務經營中用積累購置公有生產工具；高級形式是“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即主要生產資料完全歸社員所有，實行按勞分配。到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使面廣量大的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而且對于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促進作用。
又比如在改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方面，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采用和平贖買政策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把合理調整城市工商業作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提出來后，我們通過政府和國營經濟對私營工業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等措施，不僅幫助私營企業渡過了難關，對恢復私營工業生產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同時加強了私營企業同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的聯系，把私營企業一步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鑒于一些私營企業出現資金困難，政府就出資注入企業成為公股，形成公私合營這樣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式。這種形式后來逐步完善，從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發展到全行業的公私合營，把資本主義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毛澤東總結了這些成功的實踐經驗，在1953年指出：“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極大地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
四是建立和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的能力。1952年11月間，中共中央提議著手準備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對此，有些民主黨派人士擔心經過普選人民代表會把民主黨派選下去。毛澤東說：“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仍將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統一戰線的政府，它是對全國人民都有利的。”事實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所占比例及對他們的安排。1954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后，黨中央作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決定：人民政協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但還要繼續保留，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按照毛澤東當年的思路，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要堅持和完善；同時也要解決選舉過程中發生的少數人的權利怎么樣實現的問題。他的主張是，選上人民代表的可以到人民代表大會中去行使民主權利，沒有當人民代表的可以在人民政協行使民主權利。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實行的是協商民主。后來這就逐步形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時套開的“兩會”制度。這里所體現的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最為突出的特點。
?。┥鐣髁x建設時期圍繞“第二次結合”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鑒于民主革命時期經歷過那么多的風風雨雨，毛澤東曾經希望建設社會主義能夠少走些彎路。但是，實踐告訴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更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全新事業，依然要進行創造性的艱辛探索。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提出“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思想。1956年4月，他在討論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時指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第二次結合”的重點是要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們在實踐中已經感到蘇聯有些經驗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國情。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點。
從1956年至1976年長達二十年的艱辛探索中，我們既取得了巨大歷史成就，又由于復雜的主客觀原因包括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發生過重大失誤。成就主要是指理論上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主張，實踐上初步開拓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特別是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工業化取得重大進展。失誤主要是在探索中出現過像“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那樣的錯誤，特別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但是，這一切，不論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和巨大成就，還是經歷的嚴重曲折和重大失誤，都是中國共產黨在建設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過程中積累的珍貴財富，為我們后來在改革開放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ㄆ撸└母镩_放新時期圍繞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加強黨的能力建設
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經過撥亂反正，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全面改革新征程。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重新學習。那一次我們學得不壞，進城以后，很快恢復了經濟，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些年來，應當承認學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運動上去了，建設的本領沒有學好，建設沒有上去，政治也發生了嚴重的曲折?，F在要搞現代化建設，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黨必須再重新進行一次學習。”“學習什么？根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當前大多數干部還要著重抓緊三個方面的學習：一個是學經濟學，一個是學科學技術，一個是學管理。學習好，才可能領導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要求大家“從實踐中學，從書本上學，從自己和人家的經驗教訓中學”。概括起來，是一個“根本”、兩個“三學”。正是在這樣的學習中，1982年9月1日，鄧小平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改革開放的新鮮經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了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偉大實踐中，我們“摸著石頭過河”，邊探索邊總結，加強黨的能力建設。歷史進程是豐富多彩的，從表面現象來看似乎是無序的，但任何一個成功的實踐背后都有合乎規律性的邏輯在起作用。我們的任務，就是尊重客觀實踐的歷史進程，找出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歷史進程中的實踐邏輯；我們的能力，就是尊重客觀實踐的歷史進程，找出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歷史進程中的實踐邏輯的能力。這個“能力”，就是實事求是的能力，就是從實際出發“求是”的能力。
第一步，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總結歷史經驗。當時，大家最關心、爭論最大的問題是，既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要堅持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我們黨十分智慧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解決了這一難題，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第二步，是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面認識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歷史問題決議雖然解決了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認識，但是對于領導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大業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更重要的是按照“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認識中國的國情，認識當代中國所處的時代。經過十一屆四中全會、十一屆六中全會，到黨的十三大，黨中央強調指出我國現在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認識相聯系，還解決了三個重大問題：一是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二是基本路線問題；三是確定“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以后又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與此同時，鄧小平指出，世界范圍新科技革命正在日新月異發展，國際形勢也正在朝著和平的方向發展，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的問題。由此，黨中央正式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時代主題”的科學判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這兩個論斷，一個解決了怎么認識中國國情的問題，一個解決了怎么認識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問題?？偲饋砜?，解決了怎么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問題，為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步、第四步，就是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方針，進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對外開放中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并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的進程中走上了和平發展道路。
以上這些前后相銜接的歷史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不斷提升實事求是能力進程中推進改革開放的各個邏輯環節。正是在這樣的大邏輯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讓國家和人民走上了“富起來”的光明大道。
通過回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加強能力建設的歷史，我們注意到在黨的能力建設問題上，最基本的經驗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最基本的能力，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也就是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四、對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啟示
今天，我們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既有機遇又有挑戰，對于領導著十四億多人國家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更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此時此刻，一個重要的任務：全面增強執政本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擺到了我們的面前。圍繞這個重大問題，有三個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提升認識。
?。ㄒ唬┮J識到我們的本領和能力同國內外大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動的形勢還不是完全適應
如果把今天的中國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中國相比較，不難發現一切都在變，尤其是生產力大變動，包括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消費結構、市場結構等等，一個個的大變動令人目不暇接。由此可見，“全面增強執政本領”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學習和考試，是實實在在的新任務。進一步考察這一系列大變動中的主體，考察我們黨，考察黨的各級干部，考察人民群眾，我們的本領和能力同正在發生深刻變動的客體及提出的種種“需要”，還真的不很適應。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要求建設“五大能力”，包括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這個問題今天依然是制約我們工作的大問題，是要下大氣力解決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尖銳地指出，我們現在存在“本領不足、本領恐慌、本領落后”的問題，告誡我們要清醒認識“能力不足”是我們面臨的一大危險。他說，在黨內相當一個范圍里，存在著“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的狀況，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和本領、能力相聯系的，還有素質問題。素質不高，影響本領和能力的發揮?？傮w來看，我們進入信息化時代，沐浴在數字化、互聯網的陽光下。但是，我們的信息化不是在工業化基礎上實現的，至今我們還在艱辛地為實現工業化而奮斗。因此，許多人有信息社會的本領和能力，但缺少工業化養成的素質，包括工業化必備的紀律觀念、時間觀念、技術觀念、協作觀念、精細意識和工匠精神等，這就影響了本領和能力的發揮。在這個意義上說，全面增強執政本領，還要全面提升我們自己的素質和能力。
?。ǘ┮J識到加強黨的治理能力建設關系到能不能發揮我們制度的優越性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本領和能力建設，尤其高度重視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他深刻地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能力這三者關系的界定，我們看到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這是因為，制度也好，國家治理體系也好，都是要靠人來執行的，都是要靠具有現代化治理能力的人來執行的。沒有人來執行的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只是一紙空文；沒有現代化治理能力的人來執行的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再好的制度和治理體系都不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強調人的因素是決定性因素，后來我們強調制度因素是根本性因素。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怎么有機地結合起來是實踐提出的重大課題，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的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關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解決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有機統一的新思路。這就是更新對“制度”的認識，把人的因素納入制度因素之中，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然而，制度不只是一整套規則及其運行程序，還包括這一整套規則及運行程序的執行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執行力、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沒有治理能力建設，再好的制度，再好的國家治理體系，都只是一紙空文。因此，他明確指出：“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設，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他說：“只有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為重點，盡快把我們各級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工作本領都提高起來，盡快把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來，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轉。”他還說，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他注意到，我們從決策、立法到執行，往往起步很好，但在執行過程中就差“最后一公里”，引起群眾不滿，甚至影響了人們對我們制度優越性的認同。
?。ㄈ┮J識到提高黨的現代化治理能力，增強黨的執政本領，是我們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必然要求和基本的治國之道
在我們要建構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黨的全面領導是一種全新的領導體制。它不同于過去那種以高度集權的方式對政權、市場、社會實行“包辦一切”的領導。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課題。為此，我們要認真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六大領導原則。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共產黨是作為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來領導的，執行的是人民的意志。這種“全面領導”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既要懂得“權為民所賦”，更要堅持“權為民所用”。二要堅持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黨的領導，歸根到底是要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如果人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深化了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也就是說，我國的人民民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還有完整的參與實踐。黨領導人民建立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和民主協商在內的全過程的民主制度，并使人民廣泛享有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能夠得到有效保障。三要堅持以法治為基礎。黨中央之所以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作為“姊妹篇”來對待，就是認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應該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緊密結合、內在統一的。包括中國共產黨自身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僅領導行為上要“依法”，對領導及其行為的監督也要“依法”。換言之，全面領導就是全面依法領導。四要堅持以德治為保障。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一再強調“依法治國”要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要在全黨首先在領導干部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法治”和“德治”結合起來?？梢赃@樣說，領導的權力越大，對領導干部的道德約束也要越大，這樣才能確保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五要堅持以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為運行機制。歷史告訴我們，黨委包辦一切的領導是錯誤的，削弱甚至放棄黨的領導也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的黨委在同級機構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原則和領導機制，是我們既可以對政權、市場、社會實行全面領導，而又不走過去“包辦一切”領導體制老路的最佳選擇。六要堅持以黨的自我革命來保證正確方向。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偉大革命精神的黨，今天不僅要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還要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自覺地革自己身上污泥濁水的“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自我革命”思想，是確保黨在實行全面領導時防止公權私用等腐敗現象的蔓延、始終堅持正確用權方向的有力舉措。
綜上所述，我們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時，只有努力加強黨的領導能力、執政能力、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才能有效地實施黨對國家和經濟社會的全面領導，實現黨肩負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ㄗ髡呃罹?，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